您當前所在位置: 首頁 > 審判業務 > 全民突击破解版

全民突击游戏官网: 重建民眾對司法的信任感——當前司法的難題及應對

來源:   發布時間: 2014年07月03日

全民突击破解版 www.srnew.icu   重建民眾對司法的信任感——當前司法的難題及應對

  作者: 龍宗智
   來源:南方周末
 
在社會轉型時期,司法承擔著調節權益、解決沖突,實現治理正當化的功能。然而,當前的司法狀況并不令人滿意,面臨諸多難題,可說已陷入一種困境。怎么辦?
“院長難當,法官難做”
司法難題與困境的背后,是司法面臨的三重矛盾。
一是社會對法治有強烈需求,管治方式卻傳統依舊。本質上是人治與法治的矛盾。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,長治久安也得靠法治。但在司法工作中,規則至上的法治原則,與服從中心、服務大局注意執法社會效果之間可能產生矛盾,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,與各級組織及其負責人對司法工作的領導之間也可能產生矛盾。
二是社會轉型期需調處大量矛盾糾紛,司法資源卻很有限。改革有“試錯性”,不可避免地出現社會管治上的錯漏,社會矛盾比較突出,違法犯罪也呈高發態勢。司法是常態社會調處糾紛的基本途徑,任務十分繁重。然而,由于法治體制尚未建立,社會資源配置及矛盾解決,仍是黨政主導。司法的資源,包括其權威、獨立性及資源配置調整的能力十分有限,常感力不從心。
三是司法建設中,社會邏輯與司法自身邏輯的矛盾。司法,是對沖突的事實及訴求進行判斷和處斷,司法的中立性、被動性、親歷性,司法官的獨立性以及相生伴隨的德性和才能,是司法的邏輯。但在統攬型體制之下,以“上令下從”為特征的行政邏輯,才是各種權力運作中共同的根本行為邏輯。在此之下,司法作為社會整體管治體制的一部分,其內部獨立自治的程度十分有限,它的中立性與被動性也受到一定限制。在外部,為配合中心工作,司法需要采取某種比較主動的姿態;在內部,法官辦事員化,上命下從的行政原則滲透于司法。由此形成社會邏輯與司法自身邏輯的矛盾。
面臨三重基本矛盾,司法步履艱難。法院不能不講法,否則不可能實現司法的公正、廉潔;但又不能不遵循社會與政治邏輯,否則,如何“服務大局”,適應體制要求?有時,法院工作是左不得、右不得,前不得、后不得。院長難當,法官難做,是普遍的體會。法官流動,調出的情況比較突出。
司法困境的現實表現之一,是法院的權威、公信力較低。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去年指出:“部分群眾對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漸泛化成普遍社會心理,這是一種極其可怕的現象?!苯闖魷至松狽ü?、潑硫酸等惡性事件,網上相應出現一些負面輿論,都反映出問題的嚴重性。
司法出現的問題,以及民眾對司法不信任的根本原因,集中體現于“三不”問題,即司法不公、司法不廉與司法不力。解決這些問題,僅靠法院是不夠的,但法院確實應有所作為。
警惕司法“反智主義”
最高法院提出“能動司法”,在實踐中出現了一定偏差,如該能動的不能動不該能動的卻亂動。但這個概念也有其積極意義,關鍵看怎么理解和運用?!澳芏痙ā?,可從三方面理解。
一是司法回應。即法院適用法律、解釋法律要能有效回應社會需求。這是本來意義上的“能動司法”,即“司法能動主義”。
二是司法功能擴張。主要是擴張管轄權,增大受案范圍,強化法院處理糾紛的能力,促進法治國家的建立。與此相對應的是“司法克制主義”,即法院謹慎地選擇受理案件的類型,以適應自身的裁判資源。
三是司法方式的主動性。法院必須保持中立,以保持客觀判斷的最好條件,因此法院就只能被動地受理案件而不能主動地承攬訴訟。與之相對的是主動性司法,即類似馬錫五審判方式,以便民為原則,上門服務,田間地頭,積極調處民間糾紛。此外,在中國特定的體制與社會條件下,司法方式的主動性也包括法院發揮其非訟功能為中心工作服務。
可是,目前的現實卻不太樂觀。法院在司法功能上,意識到自己能力和權威的有限性,近年來比較注意采取“克制主義”立場。如四川涉震案件的司法受理,法院就十分謹慎,在一定時期內,使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可訴爭議不進入司法評價,采取了“克制主義”的態度。而在司法方式上,馬錫五審判方式的提倡以及“大調解”等工作的推進,則顯示出較強的能動主義傾向。
這種選擇,有其現實的緣由。前者是因為對法院資源有限性的深刻體認;后者則是對法院進一步發揮其社會功能的一種期望和努力。然而,社會的法治需求,無論是就經濟發展還是社會穩定而言,都需要法院發揮功能上的能動作用。同時,司法的被動性,即對法院在訴訟案件中的地位和角色必須保持中立和被動,這是司法規律的要求。
近年來,似乎有一種傾向,我稱為司法上的“反智主義”。如一講司法規律就認為是宣揚西化;要求法官職業化專業化,似乎就與司法的民主化與大眾化相悖。司法工作自身的規律不能違背,應當警惕這種“反智主義”。
“能動司法”要有所為有所不為
面對前述司法困境,法院應當堅持何種司法政策,如何“能動司法”呢?有以下三個方面:
其一,司法回應社會,能動主義要與保守主義相結合,與時俱進地解釋和適用法律,但同時注意堅持法制原則,司法政策要有穩定性,法律適用要有確定性。如在死刑政策的設置與把握上,應一以貫之。死刑適用受社會政策與治安形勢的影響,但政策執行不應出現人為波動。
其二,在司法功能和司法管轄權方面,堅持能動主義與克制主義結合,同時擴張司法功能,包括擴大管轄權。法治社會,需貫徹“司法最終解決”的法治原則,雖然在當前還很不現實,但建立法治社會的過程,司法要做社會利益的有效調節器,做公民權益的最后防線。法院應逐步由克制主義轉為能動主義,強化其以審判處置社會沖突和糾紛的功能。
其三,在司法方式上,堅持被動主義與能動主義相結合,以被動主義為主導。法院作為處置個案解決糾紛的司法機關,其基本姿態應是被動性的,以保持客觀中立的判斷條件。
當今中國的法院并不是一個單純的裁判機關,作為國家管治機構的一部分,它需要在整體性的管治構造中發揮一種對有關法律事務的“主動”及“聯動”的作用。如為黨委政府處理涉法事務提供法律建議,以及在“大調解”的“三調聯動”(指人民調解、司法調解、行政調解的對接聯動)格局中發揮重要甚至主導作用。這是法院非裁判功能的一部分,在這個意義上“能動司法”,具有政治構造和國家管治運作機制和機理的支持。此外,法院為黨委政府處理涉法事務提供建議等,也是能動主義的一種表現。
但這種能動不得損害法院處理訴訟事務的中立性、獨立性與被動性。同時應當注意法院是一個主要通過處理個案發揮其功能的機構,因此,在司法方式上,應當是被動主義為主,能動主義為輔。在法院主要功能,即訴訟事務上,應當遵循司法的規律,防止法院與當事人的角色混淆,堅持司法的中立性與被動性。
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并不對立
現今的司法,須堅持執政黨的領導,服務于國家的總體目標與要求。同時也要強調堅持依法、獨立行使司法權。針對目前司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,首先要處理好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關系。
目前民眾對司法的不滿,最集中體現于司法機關不依法辦案,受利益關系驅使,受社會關系影響,受權力意志左右。而在中國社會建立法治,關鍵是強化規則體系,建立規則意識。法院是適用法律的機關,是社會規則體系建立的關鍵環節,必須依法辦案。
社會效果的要求,也是法律本身的要求,不能將二者對立起來。在多數情況下,依法辦案本身就是對社會效果的尊重。社會危害性的有無和大小,是確定犯罪是否成立、刑法處理輕重的關鍵。講法律效果,本身也是講社會效果。
不能用講社會效果,沖擊依法辦案。近兩年有一種偏向,一旦在案件辦理中講社會效果,常常就意味著在執行法律上打折扣,搞靈活,美其名曰是反對“就案辦案,機械執法”。
有些法官反映,不知道該如何辦案判案了。最高法院應當強調“有法必依、執法必嚴”,須在依法辦案的前提下講社會效果,而不是相反。鑒于“兩個效果”的說法在實踐中往往被誤解,為了厘清兩方面要求的關系,可使用這樣的說法:堅持依法辦案,注意(或關注)社會效果。少用或不用“追求辦案的兩個效果相統一”這類可能發生誤解和混淆的說法。
尊重政治現實,也要獨立行使司法權
在具體案件辦理上,要堅持法制原則和獨立行使司法權的原則。對地方黨委領導的意見,司法方面要尊重,但也應當有原則、有底線。否則會喪失法制原則和獨立判斷。當前,地方黨的領導與司法的關系未能妥善處理。某些地區的司法,在個別案件的處理中,已經淪落為政治與行政的附庸,司法公正受到嚴重的干擾(如“白宮書記案”中,檢察長成為書記報復陷害的幫兇)。
雖然目前法院較弱,很難抵御各方壓力,但為了維系法院作為一個裁判機構的基本功能,維系起碼的司法公信力,應當強調依法獨立審判,至少在最低限度上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原則。這是司法公正最基本的保障。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、組織領導與思想領導,不是包辦司法事務。應當堅持執行1979年中共中央64號文件,堅持黨委領導不批案。若有例外,要嚴格限制范圍并使其規范化。
處理好司法與民意的關系
司法須尊重民意,這關系到司法的性質和基礎。但應當注意,民意進入司法,要有適當渠道,不能隨心所欲違背司法規律搞創新。如有些法院在庭審中推行所謂民眾發言人制度,庭審結束讓庭審群眾議論庭審。這樣的“創新”建立于一種司法隨意性基礎上,并不可取。如果發言人是法院選擇的,它就不代表民意而代表法院;如果是隨機選取的,那他代表原告還是被告,他理智是否健全等等,都成問題。
法官在審判時,應當與社會輿論保持距離,甚至要適當隔離,以真正做到依法公正審判。為此,需要防止輿論對審判的干擾,保證法官獨立判斷、公正裁決的條件。目前網絡媒體的介入程度很高,社會輿論往往具有情緒化、從眾性及可操縱的特點。事實證明,凡是受民意影響大的案件,處理時容易脫離事實與法律基礎,輕重失當。
國外的陪審團審判,十分注意防范社會輿論對陪審團的影響,甚至采用物理隔離的方式。為防止輿論的不當影響,可以試行某種分離:法官及合議庭的判斷和審判意見只考慮事實和法律問題,民意和輿論問題主要由審判委員會來斟酌,但仍要求不得突破“以事實為根據,以法律為準繩”的原則。
如果要真正尊重民意,就試行陪審團制度,讓老百姓來判案。
不能“只調解,不判決”
無論是處理群體性糾紛,還是處理普通民商事案件,以及對刑事案件的處理,使用司法手段,都應堅持剛柔結合?;餉?,調解很重要,但仍應當堅持調判結合,不能簡單依賴判決,也不能過分強調調解。
在一個關于大調解與能動司法的研討會上,與會教授大都強調調解的意義,我則著重講了六點需要注意的問題,包括:1.充分注意轉型期社會的法治需求,通過裁判培養規則意識、構建法治社會。2.注意法院與行政機關保持必要的距離,運用司法權促進政府依法行政。3.注意區別地區狀況、案件性質、法院層級,適當把握和調整調解與判決的關系。4.應當注意司法程序的正當性,維系和發展這些年司法改革的成果。5.應當注意維護審判權威,防止對司法公信力的損害。6.應當注意防止過分強調調解率而扭曲調解本身的性質,堅持調解的自愿原則、公正原則,同時不能否認司法調解中辯法析理的必要性。
這些問題是有感而發,一些法院在調判關系的把握上有偏差,出現了幾個突出問題:如1.只調不判,甚至追求“零判決”,損害法制原則,降低法院權威。2.無原則的調解,忽略司法公正,損害有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。3.弄虛作假,人為制造調解率,敗壞法院作風。
不走行政化和非專業化的老路
司法管理包括業務管理和組織管理。前些年,強調司法管理遵循司法規律,減弱法院的管理中的行政因素,同時注意加強法官職業化建設,基本方向是正確的。要總結司法管理上的經驗教訓,但不能走回老路上,否則,司法公正、廉潔等問題不僅不能解決,還可能更加嚴重。
當前法院的行政化有卷土重來的趨勢,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。一是法院內部對法官的相對獨立性尊重不夠,行政審批有所抬頭,法官的獨立性、合議庭的功能有所削弱。院、庭長的把關,在目前的法院狀況之下有積極一面,但不審案要定案,確有不符合審判規律的一面。要考慮如何在提高和保障法官道德與業務素質的同時,繼續推行法官獨立負責地審判案件的制度,把握好行政性的監督機制與審判的獨立性之間的度。
二是審級關系被打亂。較大量一審案件內部請示,實際上將兩審變為一審,審級獨立不能保障。這方面明顯在走回頭路。最高法院是否考慮作適當限制,三五改革綱要講要規范法院上下級關系,如何規范,要拿出具體措施。
此外,司法組織管理的問題上,法官隊伍建設是關鍵。法官應當超越當事人,應當是位高權重、高素質并令人尊敬的。現在的法官狀況以及制度對法官的塑造與保障情況,很難產生廉潔、公正、高效、權威的司法。這方面,最高法院有難處,但應當呼吁和盡量爭取。在內部,盡量提高法官素質、加強法官保障、尊重法官權力,同時也有必要的監督。
(作者為四川大學教授)

關閉
友情鏈接
版權所有:煙臺市萊山區人民法院 ICP備案號:魯ICP備13032396號
地址:煙臺市萊山區府后路11號 電話:0535—6921038 郵編:264003